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向着白夜航行


向着白夜航行
两封关怀来信

  那个住在鸡屁股底下的中年男人的来信使我感受到了中国式的求爱。他首先大谈特谈了一番士拉故的天气和环境,诸如八卦式的古堡群、蓝色的充满鱼群的河流、出其不意出现的牦牛、羚羊、麋鹿群等,然后笔锋一转漫不经心却又是精心炮制地写道:“上周马孔多携一年轻女子来土拉故,他们在这儿住了五天。我安排的食宿,现在他们已经去新疆的喀什了。”
  读到这里我微微一笑将信撕成几条,让它们到肮脏的废纸篓去享受夏日浑浊的燥热。
  接着再拆另外一封来信,是读者来信,便盼望从中看到赞许的话使自己改变心情。撕开封口,费力地拽出十几页薄如蝉翼的纸,翻了三页却只字未见,一时恍惚自己什么时候加入了特务组织,需要一种特殊药水的浸润才得以使字迹显现。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仍然是空白,空白得让人不知所措。第七页充满神秘。第八页有一股死亡之气从幽玄的地狱之门横溢而出……经历了十二页漫长的空白,如同走过了拒绝敞开的十二扇门。第十三扇门心怀鬼胎地拉开一条缝,里面的人恶作剧地说:祝你经期愉快!
  六个歪歪扭扭的字带着一个古怪的惊叹号在第十三页上龇牙咧嘴地望着我。信封上没有详址,从规规矩矩的邮戳上可以认出它的发源地是洛阳。洛阳纸贵。洛阳有让人百看不厌的石窟。当然,还有被武则天贬出京城在异地蓬勃兴起的牡丹。此外,还有微黄的河水,河上的涟漪和落雁。
  除第十三页纸被掷进字纸篓,其他十二页美丽的白纸全部被我收留了,毕竟从古到今好东西都让人难以割舍。
  六月中旬了。天气预报图上的全国各地气温持续上升。电风扇彻夜开着。卖冷饮的生意可真红火。我下了过水面,吃得汗涔涔的。饭后,已是十九点了,落日还悬在西天拖泥带水地不肯下去,我心烦意乱地抓过一本书,打算在阅读中沉静下来,可文字第一次对我失去了镇静作用,我便求助于那本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世界地图册。是谁第一个把中国版图比做一只报晓的雄鸡的?我觉得比喻成母鸡更吉利,母鸡可以下蛋,这意味着一种创造,而公鸡的叫声却华而不实,再动听的叫嚣也比不上稻米、水、柴、蔬菜更有助于人类。按照那个蹩脚的比喻,土拉故就是这雄鸡屁股下的一个小镇。而我则住在鸡头上,哈尔滨,对于冬天来说这是个极其动听的名字。
  土拉故到哈尔滨,如果从中画上一条直线的话,简直可以说是将这只雄鸡当胸斩为两截。它的直线距离何其遥远,信在路上整整走了九天。
  这地图是我上高中时作为考大学的地理教材所备下的,所以某些地名旁边加了许多注脚,如在菲律宾旁边天蓝色的太平洋上我记着:“以农林产品加工业为主。盛产椰子、水稻、烟草、甘蔗、玉米。”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写着港口科伦坡、卡拉奇、孟买、马德拉斯等的概况。在这册地图上我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水稻、玉米、石油、天然气、橡胶、胡椒、茶叶、花生、蓖麻子、小麦、地毯、黄金、金刚石、铁、铬、白银、石棉等等,它们全是物质的。
  浏览地图可以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比如我看到印度,我就来到这个国家的街道了。美丽的女人打着赤脚到河边汲水裙子拖得很长很长。我还看到了亚马逊河流域长势不错的庄稼。哦,还有撒哈拉大沙漠上的骆驼和旅人。当然,伦敦的老式街道经常雾气弥漫,艾菲尔铁塔跟雪茄烟一样充满了燃烧的魅力。想入非非是我独身生活的一大痹好。
  打开电视,“世界各地”节目正在播放“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个头发斑白但魅力十足的男主持人像以往一样手持一本厚厚的书朝我们走来,他置身的环境看上去是座旧房子,充满了博物馆的气息,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炉火显得暖意融融。主持人在介绍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次飞行表演,我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炉火。就在我凝神关注炉火的那一瞬间,马孔多猝然破门而入,微笑着向我走来。一个念头突如其来地跃出脑海,而且坚定不移:我必须同马孔多一起到漠河去看那个只有夏至才出现的白夜。
  那个日期应该是六月二十一日。
马孔多拒绝上船

  我出其不意的旅行决定并没有使马孔多吃惊,他坐在角落的沙发上吸着烟,腿跷得很高,那布满浓密汗毛的腿使人联想到他来自不毛之地。他的眼睛有一刻眨来眨去眨个不休,仿佛在算计我会不会在出发前夜改变主意。他自认为很了解我反复无常的性格。
  六月十六日黄昏,我买到两张开往大兴安岭中心城市加格达奇的硬卧车票。马孔多一声不吭地跟着我回了家。我将两张车票在他面前一亮,他讳莫如深地笑了。离开车时间还有三个小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将地图册、蜡封的火柴(我总是担心会落水)、香烟、两套干净的内衣内裤、望远镜、各种必备的药品、手电筒、避蚊油、檀香扇、纸笔等等装进旅行包。做完这些,我开始关闭门窗、切断冰箱的电源、检查水龙头和煤气是否安然无恙,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揣好钥匙,招呼马孔多上车站。
  我的房子位于哈尔滨南岗区革新街一带,它毗邻文昌街、奋斗路,沿街是累累的商行店铺,建材商店、副食商场、酒店、粮油店、汽车修配厂、银行、电影院、农贸市场、音像发行部、电脑商场、美容院、表店、鞋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搬到这里时正是秋天,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街两侧金黄色的落叶,省图书馆那古色古香的建筑也近在咫尺。天高云淡,正是北方封窗腌菜预备过冬的时令。分到住房的那种卑微的满足使我忽略了窗外的喧闹。然而生活走上正轨后,我才发现正置身一个温柔的陷阱。奋斗路上车流如潮,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那刺耳的叫声经常性地响起,还把窗棂震得咣咣地响,即使入夜也不得安宁。许多纪念碑似的大烟囱在漫漫冬天里无休无止地喷出浓烈的黑烟,阳台上尘垢遍布,空气坏极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固执地坐在窗前凭借音乐做灵魂的漫游。然而进入五月以来,随着暑热来临而拉开窗户,我感受到了喧闹对一个人真正的煎熬。音乐的最大音量也消除不了外界的干扰,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像白痴一样坐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翻来覆去地看已经看了千万遍的画册,无所适从。
  能在这种穷途末路的时候离开哈尔滨,是我梦寐以求的,更何况向北的旅途又有马孔多为伴呢。
  发车时间是十八点四十分。火车很老实地驶过霁虹桥,我看见了不停变幻颜色的信号灯。乘务员小姐带着假笑过来换票,我领到了两枚铁质的硬卧乘车证。我们的铺位一个是九号下,一个是九号中,我让马孔多睡下铺。马孔多喜欢望风景,对这个建议他欣然从命。我将旅行袋扔到行李架上,沏了杯茶生在他身边。火车已经接近松花江大桥了,铁灰色的桥似巨幅屏风一样张开。松花江北岸有徒有虚名的太阳岛,江心岛搭起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帐篷,有人在垂钓、划船,但更多的人则在混浊的江水中游泳。江风习习,可以望见江岸斯大林公园里如织的行人。我对松花江在这个季节中的备受蹂躏充满同情。那些受不了超过人体体温酷热的南方人带着时髦的粤语来到这里避暑,他们来自广州、福州、成都、武汉、长沙甚至香港和澳门,他们乘火车和飞机来,汗臭味袭击了这城市形形色色的宾馆。很多机敏的商人一边歇伏一边把手伸向北方人那防备薄弱的钱袋,大笔大笔地做着生意。
  火车已经驶向郊区,我才对马孔多说:“刚才那条江就是松花江。”
  马孔多耸耸肩,付之一笑。同乘的一些旅伴则对我示以怪异的目光。
  车到卧里屯时,太阳已经消失了,窗外的景色有些荒凉。一些采油树在荒原上单调地点着头,永无休止,像是在向上苍叩头祈求洪福和超脱。西边天上有几缕血红的云霓,乘务员催促旅客归铺休息,说是熄灯的时间到了。我倒掉残茶,在洗脸池刷了牙,和马孔多道了声晚安就上了中铺。大平原上凉爽的风将我梳理得舒舒坦坦,魂坠梦乡。大约是子夜时分,忽听下面传来服务员尖厉的呼叫声:“九号下是谁?九号下呢?有没有人?”
  九号下?马孔多。我坐起来对乘务员说:“九号下是我的朋友马孔多的铺位。”
  “他人呢?铺上怎么没有人?”乘务员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被饼干噎着了似的暗哑不堪。
  “瞧,他睡得正香,别把他吵醒。”我说。
  “九号下根本就没有人,你仔细看看。”
  “我说过了,马孔多就睡在那里,你也仔细看看。”借着车厢过道昏黄的壁灯,我见马孔多侧着身,睡得相当投入。
  乘务员一屁股坐在九号下铺的边角上(幸亏马孔多蜷着腿,否则会被她给惊着),誓不罢休地命令我:“把你们的乘车牌拿出来让我看看。”
  火车经过一个小站,月台上昏黄的光散漫地流进车窗,我满心不悦地将两块铁牌拿出来交给她。她看过之后低声问:“你没有不舒服吧?”
  “我很好,如果你不吵醒我的话。”
  “这样吧,你的确拥有这张空铺,现在有一个孕妇需要休息,她把铺钱如数给你,如何?”
  “请注意看清了,那根本不是一张空铺,而且马孔多也不需要和一个孕妇同床共眠!”我的声音大了起来,乘务员不再争执,她满面狐疑地走了。过了不久,她领来一个男乘务员,两个人在我脚跟前嘀嘀咕咕了半晌,然后鬼鬼祟祟地离开了。我不放心地看了马孔多一眼,他睡得的确很香,那双惯于嘲弄人的眼睛堰旗息鼓了。
  加格达奇是座山城,周围的山却少见树木,可以说是被秃山围绕。从地图来看,它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但行政归属黑龙江。二十年前乃至十年前,输送到全国各地的优质落叶松源源不断。早晨七时许列车靠向站台,我换好车票,招呼马孔多一起下车。在车门口,面目浮肿的女乘务员挑衅地问我:
  “你那位叫马孔多的朋友呢?”
  我说:“他就在我身边。”
  “可他彻夜未归,你白白浪费了一张铺。”
  “他对我说他昨夜在九号下铺休息得很好,他还梦见列宁了。”我冲她摆摆手, “你没梦见过大人物吧?”
  “我梦见过毛主席。”她说话时,大兴安岭的晨光将她的脸涂抹得一派粲然。
  我和马孔多在福泰顺饭馆吃了水煎包,我还喝了一听啤酒马孔多在吃东西的时候吸着烟,紧皱着眉头,那样子像是被我给绑了票。我对他说,我们马上换乘八点四十分开往古莲的火车他点点头。我接着又说,不过我们不在终点下车,离二十一号还有几天时间,我打算到塔河下车坐长途车去呼玛。马孔多抽了一下鼻子,也许他是不适应大兴安岭的冷空气。他那副看似任人宰割的无所谓态度使我的敌对情绪勃然而起,“你在陕西乾县同个寡妇风流了一夜,又在西双版纳幸会了一个傣族姑娘,当然还有土拉故和喀什——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
  马孔多垂下头,仿佛真是犯了错误似的。我继续攻击他,使他不得有分辨的机会:“当然,你肯定要说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去陕西那个到处是秦砖汉瓦的省是必要的,西双版纳也有恐龙化石,而土拉故和喀什,是否有木乃伊?”
  马孔多对于我喋喋不休的数落向来报以沉默。“别扮成无罪的羔羊了,别说大兴安岭不值得你来一趟,说不定你会在漠河发现一座有着彩陶和丝织品的远古墓穴呢。”
  马孔多和我走在有些空荡的大街上。街面很宽,有个脏兮兮的老头在遛一条比他还脏的狗。站前广场的栏杆后停着为数不多的“拉达”出租车,还有一些捎脚的马车。几位妇女穿着花里胡哨的衣裳在兜售水果、面包、香肠和茶鸡蛋。一家小小的录像厅前竖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红粉笔写着《江湖义胆》、《摧花狂魔》、《街头笑卖情郎》等录像片预告。马孔多把目光放在《摧花狂魔》的片名上,一股本能的喜悦迎合着这致命的诱惑。如果不是时间过于紧张的话,我会让马孔多遂心所愿的。
  我们登上火车,车厢很空,座席极不洁净,厕所发出的恶臭令人反胃。我依然让马孔多坐在靠窗的位置。车窗敞开着,可以看见铁路两侧低矮破旧的房屋和夹着障子的菜地。火车过了一个阴森森的桥洞后,我和马孔多同时望见了郊外山顶上的坟场。坟场上野花繁盛,马孔多觑着眼看了我一眼。
  我说:“再过五千年,这里将是一个大的考古场,那时会有像你一样热衷考古的人来这里发掘墓葬。那时候电视机的残骸、铝合金的窗架、易拉罐、磁化杯都成为文物了。”
  马孔多对我对他工作所持的不友好态度表示出了某种反感,他从T恤衫的口袋里将变色镜拽出来,架在鼻梁上。其实这蛮好,相安两无事,我也懒得看他了。
  从车窗外灌进来的风有一股清香的植物气息。天气真不错,一碧如洗。火车经过的地名都与森林有关,松树林、翠峰、林海、新林、翠岗等,但也有比较文化一点的如大扬气和小扬气。从面积上来讲,大扬气不大,小扬气不小,美丽宁静的多布库尔河就从小扬气镇穿过。
  “喂,马孔多,别睡着,当心口斜眼歪。”我见他打瞌睡了,就摇他的手臂,那手臂有些凉。
  马孔多用手摸了摸眼镜腿,有些口吃地说:“到塔河再叫醒我。”
  虽然如此,我仍然很满足,马孔多毕竟又同我坐在了一起。我将头靠在他肩膀上,一般来说马孔多对于女人的亲昵举动总是抱以更热烈的回应,但这次他却无动于衷,他是打定主意和我对抗到底。
  塔河是个乱糟糟的小城镇,大约有十万人口,是凶杀案发案频率最高的一个小镇,有一家海外电台称它为“杀人魔城”。我们走出乱哄哄的出站口时正撞见两个手持铁锹的民工在吵架,一个骂“我肏你八辈祖宗”,另外一个骂“我宰了你全家”,吓得我拉起马孔多的手朝东边的长途汽车站飞速跑去。大概是刚下过一场雨吧,小路泥泞不堪,那些废纸、烂菜叶的垃圾堆随处可见,绿头苍蝇乐在其中,手舞足蹈。马孔多已经取下眼镜,他那双多变的眼睛正盯住汽车站门前一个背着大包袱的肥胖的中年女人。那女人宽肩厚臀,阔嘴红脸,似匹结实的母马,马孔多一路的不开心立刻被席卷一空。他情不自禁地朝女人走去,我抢先一步问:
  “大嫂,你这是去哪儿?”
  “哈尔滨。”女人吐了一口痰,用脚擦了。
  “你这是从哪儿来?”
  “韩家园子。刚下长途车,俺男人撒尿去了,俺等他。”
  “瞧,她与我们的方向正好背道而驰。”我对马孔多说,“他们要去我们来的地方,而我们要去他们离开的地方。”
  说话间,一个头发稀疏衣着古板的干瘦男人从厕所走了出来,马孔多嫌恶地掉头而去。我跟在他身后幸灾乐祸地说:“请别说这是庸俗,那女人不过是个小巷子里腌菜的大字不识的女人,不值得你失望。”
  马孔多的脚步又轻又快,我听到了他的叹息声。
  我们搁浅在塔河,去呼玛的长途汽车第二天凌晨才出发。买了车票,便寻旅店,马孔多背对着我,不知想什么。对于塔河,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荣兴清真饭馆那蓝色的幌子和京京茶馆的门脸我都很眼熟。为了上车方便,我们就住在汽车站旁边的艳艳招待所。我包了一间屋子,三十元钱。屋子里有一对破烂不堪的沙发,三张吱嘎乱响的木板床(马孔多对床很挑剔)一个掉了搪瓷的花脸盘,三双蓝色泡沫拖鞋,此外还有一台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一进门,马孔多就倒在一张靠窗的床上蒙头大睡,我洗漱一番,招呼他吃饭,他固执地将背对我面壁沉思。
  “其实,我包房子是为了让你充分休息。你别怕,我不让你与我同床。”我以为对马孔多解释这些是必要的。
  结果我一个人到一家肮脏得无法形容的小饭馆吃了碗油腻腻的水饺,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有些头重脚轻。马孔多已经睡了,他的呼吸如此均匀,他脸部的毛孔微微张开,像是一个沉睡的婴儿。
  长途汽车发车时间是六月十八日凌晨五时。殷勤的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汽车穿过灰扑扑的寂静的大街,可以望见几幢瓦灰色的楼房和路两侧零零落落的杨树。几头山羊在学校的栅栏外啃嚼青草,一架掏粪车吱吱扭扭地驶过马路。马孔多坐靠窗的位置,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汽车爬上了土黄色的狭长的高坡,树木繁茂起来,野菊花、山芍药、百合花到处可见。车过永安的时候,就像通过一个古战场遗址,我没有见到一个行人,倒是某些房屋上笔直的炊烟泄露出这里仍有人烟。这时我心底响起一个尘封的地名——大固其固,这个令人费解的名字似乎曾经笼罩过我的生活。回忆使我疲乏,而努力唤醒某种东西的欲望又令我心烦意乱。
  我们朝十八站而去。十八站,是鄂伦春人的聚居地,也是古黄金驿道上一个重要驿站。据说当年慈禧太后为了去金矿,从齐齐哈尔出发,每歇息一处就设立一个驿站。所以现在许多地名还沿用十八站、十九站、二十一站、二十三站等。二十多个驿站,想必黄金之路的征程极其漫长。那时候交通诸多不便,我能想象到一顶皇家小轿被许多苦力抬起朝茫茫林海进发的情景,很威风也很凄凉,他们大概要走一两个月。
  车到十八站的时候,一位妇女上来了。她大约四十多岁,面目粗俗,颧骨高耸,一双呆滞的眼睛向外突着,有点呈“甲亢”状态。她带上来两条咸鱼,大概是鱼才从坛子中取出不久,咸水滴答出篮子,腥味四处弥漫。她自称晕车晕得厉害,要坐在靠窗的位置,她同那个可恶的列车员一样盯上了马孔多的位置。
  “我就坐这儿了,这儿空着!”她惊喜地大叫着,人就朝我斜冲过来,肥粗的腿就要跨过我去侵犯马孔多的利益。我一把将她挡在外面,说:“对不起,已经有人了。”
  “人?连个蚊子我都没见着!这人在你的肚子里转筋了吧?”她的话令一些打瞌睡的人醒了,他们发出了口吃般的笑声。
  我推了推马孔多,说:“告诉她,你一大早晨就坐在这里了。”
  马孔多扭了扭肩膀,不想帮我这个忙。我想那个从韩家园子出来去哈尔滨的女人所带给他的失落马上就要得到补偿了,在他的征服名册上这类女人也许还是个空白,否则他不会如此兴味盎然。这时候只有我挺身而出了,我拿出两张客票,九号和十号。我拥有这两个座位,九号是马孔多。我对那妇女解释着,她放下鱼拿起票打探了半晌,然后用紫嘴唇吹了吹,又倒在掌心中拍了几拍,知道是货真价实的,嘴上却直说“真稀奇”。她只能坐在最后一排的空座上。我对马孔多的不合作态度表示了极大的愤怒,我当着众人训斥他:“马孔多,你如果不想同我旅行的话,为什么要来找我?你必须承认和我同行这个事实!”我说这话的时候对着他又推又搡。旅客们不再笑了,他们充满同情地望着我,仿佛我患了不治之症。结果汽车开出十八站不足两公里,那妇女就借着车体的颠簸晃晃悠悠地来到我旁边,故作无辜地将一堆尚未消化好的五颜六色的食物吐在我眼前,有些秽物还溅到了我的裙子上。马孔多见状发出嘻嘻的笑声。
  呼玛是大兴安岭古老清寂的一个江边小镇。我和马孔多到达旅馆是午后三时。马孔多说他饿了,我们便去一家馆子吃饭。餐馆建在江堤上,天蓝色的,里面陈设简单,但窗明几净,让人想到生活在这里的都是善良的人。马孔多对这家餐馆也抱有好感。我们要了两个热菜,一个凉盘,还有一斤蒸饺和两听啤酒,马孔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们边吃边看窗外的风景,黑龙江就从眼前流过,我能望见水面上的粼粼波光。江岸泊着几艘船,船都很旧,零零星星的人在岸边间歇地出现。
  吃过饭,我向老板娘打听去漠河的船有没有当夜开的。老板娘快人快语地说:
  “外地人吧?今年呼玛到漠河不通航。”
  我立刻泄了气,又问:“怎么会不通航呢?”
  “不挣钱呗。”老板娘指着江岸的船说,“坐船倒是风光、清静,可船走起来太慢了,现在人都讲究效率,又有汽车又有火车的,谁还愿意到水里走呢!”
  我告诉她我们是特意从塔河下车奔呼玛再去漠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水上生活两天。老板娘叉着腰笑道:“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就是为了坐船?这样吧,公家的船不行,我倒能让你搭上私人的小轮渡。我哥哥要去古莲河煤矿运批煤来,空船上去,你就坐他的船吧。他明天一大早就动身。”
  我喜出望外地说:“我和我朋友可以交船费的。”
  老板娘说:“你不是一个人吗?”
  “哪里,还有马孔多。”
  老板娘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那也关系不大。”
  真是他乡遇贵人。出了餐馆我真想拥抱马孔多。公家不通航,可我们那么幸运地碰上了一条去载煤的船,上帝真的存在吗?
  我手舞足蹈地说:“明天早晨有船坐了。”
  马孔多说:“我们不能坐那条船。”
  我说:“放心,那男人只是去运煤的。”
  马孔多说:“真的不能上那条船。”
  “你是担心我中途和运煤人通奸把你扔到江中喂大马哈鱼?”我像唱歌剧的一样让双手从胸前缓慢张开,“我可不是潘金莲。”
  马孔多沉下脸说:“我也不是武大郎。”
  马孔多拒绝上船,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呼玛再折回塔河,然后再换乘去西林吉的火车。这一天一夜的旅程算是付诸东流了。马孔多的拒绝使我在呼玛那个处子般的静夜中流了半宿的眼泪。
逃离目击现场

  我和马孔多从呼玛折回塔河的时间是六月十九日正午十二点。天气阴沉沉的,黑云压城,许多商贩推着架子车急匆匆地往家赶。那车上有的载着蔬菜、水果、肉食,也有的装着日常用品,诸如洗衣粉、肥皂、毛巾、牙刷、木梳以及锅碗杯盏。毫无疑问,这些必需品的零售价格比国营商店的要便宜一些,所以它们迅速垄断了市场。
  我和马孔多仍然住艳艳招待所,还是那间包房,服务员见到我们就像看到了一条落网的大鱼似的欣喜。他们送来了足足两暖瓶的开水,还附加了两袋当地特产北芪茶。我喝着这芒果色的有药材味的热茶,征求马孔多的意见,是换乘两小时之后的车去西林吉,还是转乘午夜十一时的?
  马孔多将袜子扔在枕头上,以出奇冷静的口吻说:“随便。”
  “现在你居然如此开明了,为什么乘船时却坚决反对呢?”
  “我说过了,我们不能上那条船。”马孔多挠了挠胳膊上那几颗艳如红豆的疙瘩,那是呼玛之夜的蚊子打劫他的成果。
  “那是条运煤的船,而不是什么黑道上走私毒品或贩卖人口的,你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马孔多那双小眼睛不怀好意地深深地盯了我几眼,然后嘻嘻地笑起来。他那丑陋的牙齿和发青的牙床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他脸颊的颜色由青转红,血在他体内充沛地回升,我几乎要看到几年前那个又丑陋又落拓不羁被大多数人所指责的马孔多了。然而马孔多很快抑制住笑声,他用严肃的口吻说:
  “坐午夜十一时的车去西林吉。”
  “你不是说随便吗?我想乘两小时之后的车最合适。”
  “你的意思就是不想和我单独在这个房间里过一夜?”
  “不,我只是不想在火车上颠簸一夜。如果乘两小时之后的车,我们在晚上九点多就到西林吉了。”
  “那么我们不是白白浪费了住宿费?”马孔多的吝啬劲又傲慢地抬头了。
  在我的挖苦声中他勉强同意了我的计划。尽管如此,仍是嘟囔不休:“白白包了一间房子,有什么意义呢?我最讨厌无缘无故的浪费。”这是马孔多的一贯作风,任何没有回报的支付都会令他恼羞成怒、耿耿于怀。
  我们斗嘴的时候,黑云越积越厚,天空那高远的情调荡然无存了。马孔多出主意去清真饭馆喝羊杂碎汤,饭后直接上站,所以出门时将行李一一带上。马孔多在关门前将两杯残茶喝得很干净,然后飞速地打开电视,又飞速地关掉。瞬间出现的画面是一队军人在山地拉练的情景。
  “够本了。”我对马孔多说,“茶也喝了,电视也看了,拖鞋也穿了。”
  马孔多撇撇嘴说:“可是夜没有过。”
  我们走在被狂风席卷的站前大街上。灰尘和纸屑在空中斗殴,我和马孔多紧紧拉着手,那一瞬间我们像一对同病相怜、相濡以沫的夫妻。马孔多的手没有温度,但手的特有力度和粗糙使我不怀疑他的存在。我想起了一些比这还要糟糕的天气,马孔多所讲述的某些野外考古的事情。有一次在山西榆次以北的一个小村子,马孔多他们去勘察远古的房屋遗址。他们赶到目的地后突然风雨大作,山楂般大的冰雹噼哩啪啦地灌满了沟谷。马孔多就势匍匐在地,钻进防雨睡袋中。就在那个若明若暗的时刻,马孔多感觉到他的身体透过睡袋接触到了地下深藏着的光滑如玉的肌肤,它的光泽如熟透的苹果,而弹性丰韧如海蜇皮。马孔多还听到了蓬勃的心跳声。他在睡袋中张开双臂朝地层深处前进时,雷阵雨骤然消失,雨过天晴。同伴将他拉出睡袋,他看见了沟谷里乱滚着的熠熠生辉的卵形冰雹,他坚信这遗址里有女性那不灭的气息。
  狂风中我们踉踉跄跄地寻找荣兴清真饭馆。一辆卡车载着满车纸箱朝车站货物处飞驰,蓝色的流动小货车被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给推向小巷深处的一个简朴人家,一些闲散的鸡和鹅迈着惊慌迟疑的步子钻进专门在大门底下为它们开的洞。行人几乎看不见了,千奇百怪的房屋在雨前的晦暗天色中有种面目狰狞的感觉。我不幸被风迷了眼睛,马孔多则大声咳着。我们一时找不到清真饭馆,只记得它就在广场西侧的巷子口,毗邻一家食杂店。当我们终于模模糊糊地望见了荣兴清真饭馆那动荡不安的蓝色幌子时,大雨倾盆而下。
  我们拉开门的瞬间,马孔多可笑地跌倒在台阶上,他那浑身湿透的狼狈相格外惹人发笑。落汤鸡。落水狗。我在心里哆哆嗦嗦地嘲笑着,扶他进店里,将门关好。一股羊杂碎的气味扑面而来,马孔多坐在放着芥末油的餐桌旁大打喷嚏。
  那是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餐馆,里面对称摆了六张圆桌。桌和椅都很旧,所以看不出脏来,在黑黢黢的天色中,倒有几分古色古香的情调。屋子里没有开灯,但能从苍蝇嗡嗡的飞翔声中感到它们的忙碌。低廉的墙壁纸由于受潮,许多地方都卷起了毛边,两幅俗气的画固执地占据着墙上醒目的位置。马孔多脱下湿衣服,拧了几下,搭在椅背上。我想要有火炉就好了,他可以将衣服烘干。
  店里没有动静,主人不知在里面忙什么。我让马孔多独坐一会,我进去找店主要两碗热汤。马孔多急不可耐地拼命点头。他赤着上身,长裤却依然体面地贴在身上,所以店主是个女人也无伤大雅的。
  掀开油渍遍布的白色门帘,我看见一个和我一样年轻的女人明眸皓齿地站在灶前煮汤。她高高挽起发髻,手执一把银白色长勺,微微地搅动锅里的肉汤。徐徐漫上来的乳白色蒸气缭绕着她,令我如见仙女,耳目一新。
  “老板娘——”我叫了她一声。
  她转过脸来,并没有受惊的感觉,那么漫不经心地冲我一笑。
  “这么大的雨还有客人来?我真没想到,我没有听见开门声,是外地人吧?” 她放下勺子,去一个小瓶子里抓了一把味精扔进锅里,然后又撒上一层碧绿的香菜末,“看你淋得浑身透湿,喝碗热汤吧,刚熬好的排骨汤。”
  “清真饭馆还做猪肉么?”我问,“你不是回民?”
  “哪里是。这锅汤是煮给家人喝的,我丈夫下午来这儿吃饭。”她一边说一边找来两块抹布,用它垫在锅的两耳上,将汤挪到圆形的铁质支撑架上,“就你一个人?”
  “不,两个人。”我说,“马孔多在桌前等着。”
  “多有意思的名字。”她笑了一声。炉膛里的火苗是橘黄色的,它释放的光芒改变了女主人的脸色,被映得红彤彤的。要是马孔多能来这里把衣服烤干该有多好,然而她很快把那锅八成开的羊杂碎汤坐在炉圈上,炉火的温柔被遮盖了。
  “你没有干爽衣服?要不先换上我的工作服?”她用调羹盛了些酱油放在新坐上去的锅里,“不然你会感冒的。”
  “谢谢,我有干爽衣服,我去取旅行袋。”我请求她,“先给我一碗热汤,我的朋友恐怕承受不了啦,就要羊杂碎汤。”
  “好说。”她取过一只白瓷碗,麻利地盛了又鲜又嫩的羊杂碎,将它递给我, “筷子外面就有,辣椒油、芥末油和蒜酱都在桌子上,随便吃。”
  我端着汤小心翼翼走向马孔多的时候发现他将湿衣服穿在身上了。问他为什么做蠢事,他说:“屋子里的温度不过二十度左右,而我的体温却有三十六度五,衣服在身上要干得快些。”他口齿伶俐地接过热汤,猛地喝了一大口,“好鲜的羊杂碎汤!有热汤的帮助衣服干得就更快了!”
  “找死!”我开始觉得寒冷,从旅行袋往外拿衣服的时候有点战战兢兢。我捧着干衣服走回灶间,女主人正切辣椒丝,我将湿衣服一一脱下掷在火炉旁,当我赤身裸体戴胸罩的时候,女主人突然歪着头笑眯眯地问我:
  “和你一起来的是个男的?”
  我点点头,好不容易扣好胸罩的挂钩。
  “他不是你丈夫?”她为自己的推理感到兴奋。
  “他是我丈夫。”我穿上一套银灰色的衣服,“过去是。”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轻声问:“是因为他爱上别人才和你离婚的?”
  我不置可否地付之一笑,将湿衣服团在一起,准备塞进旅行袋里。
  “把它晾在这里,一会儿就能干。”她往炉膛里填了两块柴火,里面一阵啪啦乱响,打架似的。
  “我的衣服不用晾干了,一会儿我们就要去车站了。”
  “去哪儿?”她已经忙完了所有的活,正在用牙签剔手指甲,指甲长长的,在微弱的灯光下呈琥珀色。
  “西林吉。”我说。
  “去那里干吗?”她把“吗”字咬得很重。
  “看白夜。”我说。
  “哦,我听说过,每年这个时候都有许多外地人去漠河看白夜,不过他们都不在塔河下车,他们直接上去。”她剔完指甲,牙签被扔进火炉里,她用嘴吹了吹手指甲,那样子看起来又天真又富有挑逗性。
  雨下得酣畅淋漓,天色昏暗不堪。她担忧地望了一眼窗外,说如果这样的雨下六七个小时,就会引起山洪暴发。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一年,塔河都遭受了特大水患。尤其是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满城汪洋。人们逃到山顶露宿,鸡犬不宁、怨艾四起,真不知建城选址的人当初怎么看上了这块俗称“水库底子”的地方。我插话说,一九八七年的大火你经历了么?
  提起大火,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怎么没经历过呢?火是从西林吉烧过来的。那几天大风不断,火快到瓦拉干、绣峰的时候,塔河镇里就到处浓烟,十米之内都难辨人,狗天天叫,老百姓一看见火头就往呼玛河边跑,沙滩上到处是人,黑压压的,大多数人家把值钱的东西都放进地窖了。”
  “当时没有想到会死吗?”
  “死?”她迟疑地重复了一下,似乎有些困惑,“死也就死了,谁能说得清楚呢?江浙一带许多修鞋匠来大兴安岭挣钱,钱倒是没少挣,可命也搭上了,火头一来他们就挑着担子往山上跑,百分之百都死了。”
  “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问。
  “可不是嘛,现在一发现空气中有烟,就怕得不行了。”她用一只花瓷盘拣了四只烧饼,对我说,“这么半天了,看看你的那位朋友吧。”
  我端着烧饼来到前厅。马孔多已经吃饱了,他正平静地吸着烟听雨声。我问他还需要烧饼吗?他摇摇头说不必了,那碗汤已经使他恢复了体力。
  老板娘端来一碟酱豆,她换上了一套橘黄色的衣裳,没扎围裙。马孔多盯着她天使般的面庞。她的眼睛现出困惑:“你那位朋友走了?”
  “喏——”我用嘴努了一下马孔多,“那就是他。”
  老板娘揉了揉眼睛,说:“难道我——”
  “他就叫马孔多。”我说,“一个考古学家。”
  马孔多现出极其温柔的表情,一如他以往求欢时的神态。他向老板娘伸出手,但她却视而不见,她只是贪婪地望着我,样子有点像个同性恋者。
  “请问你的名字?”我问。
  “秋棠。”她将酱豆摆上桌子。
  “秋棠,可不可以让马孔多进里面烤烤炉火,他的衣服还没干透。”
  秋棠眨眨眼睛:“没问题。”
  马孔多以极其敌意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愤愤地进里屋去了。我坐在他的位置上,而秋棠则坐在我的对面。她将一根筷子竖在我面前,问:“看得见吗?”
  我点点头,她就起身去窗台那拿了两个酒盅,又返身进灶间取来瓶玉泉白酒,说:“咱们喝两盅。”她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时间还来得及,不会耽误你上车的。”
  秋棠嫌室内光线太暗,她拉亮了灯,我见天棚下吊着两盏马奶子形状的灯,灯光非常柔和,很有点情调。而秋棠的发髻、肤色和眼神也有点像日本女人。
  我们干了一盅酒,顿时感到热乎乎的。
  秋棠说:“你不想一个人去看白夜吗?我担心马孔多会着凉生病,也许他要留在塔河。”
  “他病在这儿,谁照顾他呢?”
  “当然是我了。”秋棠给两个酒盅都满上了酒。
  我吃醋地说:“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照顾他,你丈夫会生气的。”
  “我丈夫他不介意,他巴不得我找个男人呢。”秋棠用手捋了一下刘海儿, “要是他现在回来,撞见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正中下怀。”
  “他心理变态?”
  “不,他有个相好的,比我大三岁,是个寡妇,在家当裁缝,有两个孩子,离我这不远。他天天和她睡,到我这里吃饭。那女人把他迷得不行,他要和我离婚去娶她,我不同意。”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离婚呢?”我问。
  “我还爱我男人。我想他新鲜几年之后就能回心转意。他说那女人比我强多了,我想不透。人没我俊,脚长得像鸭掌,而且还是黄牙齿、薄耳垂,大概上了床浪得很吧。”秋棠轻轻叹了一口气,又干了一盅酒,弄得两腮绊红。
  我说:“我更不能让马孔多留在这里,何况这次是专程来看白夜的呢!”我挟了一粒酱豆,对它的味道赞不绝口。
  秋棠笑了:“你那么舍不得他?”
  我说:“我只是不想和他在塔河分手,这是个缺乏诗意的地方,到处都乱糟糟的。”
  秋棠顺下眼睛,低低地哦了声,然后说:“塔河。”
  雨仿佛小了一些,窗口也亮了,似乎有行人的影子从窗前飘过。我感到是出发的时候了,就进去召唤马孔多一起上站,不料他已偎在火炉旁深深地睡着了。他的脸膛看上去极其平和,他把手搁在胸脯上,朴实得像个牧羊人。我已经有很久没有见到他这么香甜悠长沉睡不已了。开往西林吉的火车离塔河很近了,我感觉它已驶过塔尔根,正咔嚓咔嚓地穿过雨后苍翠欲滴的原野,向沿途的旅人扬起热情的臂膀。马孔多和我曾是多么热切盼望雨后的旅行啊,湿润的空气,散发着浓郁的植物气息,小鸟的叫声特别诱人,还有沿途不期而至的水鸭子、野兔、山鸡,是多么鼓舞人心啊。旅行的兴奋促使我摇醒了马孔多,他揉了下眼睛,将手伸向我,我拉他起来,他轻若云絮。哦,可怜的人!
  我们告别秋棠,推开店门,这才发现阳光已经射向水洼,但潮气仍在塔河街头四处弥漫。不甘寂寞的生意人推着满载货物的架子车走出家门,鸡也一路小跑着奔向垃圾堆。
  我们俩准时抵达车站,然而火车并没按时而至,要晚点一小时十分。我们像两只又蠢又笨的候鸟怀着误判春天来临的感觉大失所望地互相看了一眼,无精打采地靠在出站口那湿漉漉的绿栅栏上。
  “知道为什么晚点吗?”马孔多问。
  “下雨的缘故,火车不好开。”我说。
  “聪明。”马孔多点起一支烟,不无嘲讽地挖苦我,“什么时候你能不这么高智商。”
  “床上。”我说,“那时低智商。”
  “未见得。”马孔多快意地喷出一口烟,嬉皮笑脸地说,“打个折扣还可以。”
  “当然,比起有些女人,我就算是败坏了你的胃口。”我像青蛙一样气鼓鼓地说,“以后不会再吊你胃口了。”
  马孔多用手指划了一下我的脸庞,这是他道歉的一贯动作。
  “我把烟盒落在荣兴清真饭馆了。”马孔多说,“你在这儿等着,我把它拿回来。”
  “亲爱的——”我阴阳怪气地拉长声调,“你不是一向以真实自诩吗?”
  “好吧,实话实说,我想看看秋棠。”马孔多将烟扔进一个浑浊的水洼里,指着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说,“到了这般年纪,我会什么想头也没有了。”
  我点点头。我说:“你去吧,在炉火旁做爱肯定很有情调,只是别误了火车。”
  马孔多一边申明“只是看她一眼”,一边喜不自禁地将他那个没什么内容的旅行包扔给我,像发情的狮子一样朝荣兴清真饭馆去了。
  该死的晚点列车!我将脖子仰得高高的,看晴朗的天空。馒头形的白云就跟秋棠的发髻一样俯视着我。骑自行车的人将铃声闹得很响,一列货车伴着刺耳的汽笛进站了。
  时光从大街小巷悄悄流逝。半小时过去了,我猜测马孔多和秋棠正在兴头上,所以就大声给自己唱几首歌。茫然唱了一刻钟,看看手表,估计该是他打道回府的时辰了,于是眼前就出现马孔多紧闭着嘴巴穿衣的情景。这样想着,远远看见清真饭馆蓝色的幌子平静地垂在屋檐下,一个男人急匆匆地从里面出来,他戴着不合时宜的炫目的白手套,这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他是这店的顾客还是秋棠的什么人?他如果是秋棠的丈夫,会不会一时恼怒将马孔多给揍一通?晚点火车已经要按晚点的正点进站了,我飞快朝那家饭馆跑去。店门敞开着,我嗅到了屠宰场才有的血腥气。六张桌子板着老面孔呆在原处,马奶子形状的灯虚弱地放着光。我冲进灶间,见马孔多正站在火炉旁打哆嗦。他的脚下,是秋棠那美丽的尸首。秋棠身上有多处刀伤,脸倒是没有伤痕,苍白美艳,她身下的血发乌了。
  “你杀了秋棠。”我拉了一下马孔多那冰凉的手。
  “我从来不会杀女人的。”马孔多战战兢兢地说,“是她丈夫杀的,他戴着白手套,就当着我的面。”
  “他撞见你和秋棠做爱了?”我不敢再看秋棠一眼。
  “恰恰相反。”马孔多说,“我一进来就发现秋棠和一个男人滚在一起亲热。那男人做完事,就凶相毕露,他戴上白手套用刀刺秋棠的胸脯。我大声制止他,他一点也不理会。秋棠这时发现了我,她大声呼唤我,我丈夫要把我杀了,快救我呀,马孔多!”
  “你为什么不去救她?”
  “因为我从没见过人杀人。我想看看人是怎么杀人的。”马孔多说,“那把匕首被扔进炉膛里了,它要被烧毁了。”
  “我们赶快走吧,否则你会被那个杀人犯给杀了!”
  “我是目击者,我要报案。”
  “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当证人,而是去漠河看白夜!”我说,“何况到了法庭你说得清楚吗,你为什么不阻止他杀人?”
  马孔多嗫嚅道:“看完人杀人,想救她已经晚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我强拉硬拽将马孔多拉出荣兴清真饭馆,我用胳膊轻轻带上门,让血腥气暂时不要冲出屋子,也不能让我的指纹留在门上。一切都会结束的,会有人发现秋棠的尸首的。
  我和马孔多走向检票口的时候,火车已经进站了。我们做出镇定自若的样子。塔河是个大站,下车的人很多。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臂戴黑纱捧着一个骨灰盒走下来,立刻就被一堆披麻戴孝的人给围住了,他们的哭声给出站口增添了悲凉气氛,无疑那是个客死异乡的人。这真是个晦气冲天的日子,我们总是与死亡不期而遇。我们走上七号车厢,车厢里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择了靠窗的位置坐下,马孔多有气无力地一头趴在茶桌上。出站口那里的人由密渐疏,阳光将月台照得遍地生辉,去西林吉的火车终于在一声忧怨的叹息中驶出塔河站,我的心渐渐踏实起来。杀人魔城毕竟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成为昨日的风景。当植物越来越繁茂的景色妖烧地出现时,我温柔却是果断地推了推马孔多,我说:“看窗外的景色多迷人。”
  马孔多将头抬起来,泪流满面,他失态地大张着嘴问我:“生命就这么不堪一击?”
  我说:“记得你跟我说过,有一次你们在挖掘一座明朝的房屋遗址时,突然发现墙角处有一具男尸。尽管只剩下了骨头,但这些骨头却被麻绳缠绕着,可以想见他死前是被人五花大绑着。你当时不是感叹过:生命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结束吗?既然如此,平静地死去和被人谋杀其终极意义不是一致的吗?”
  马孔多用手抚了一下我的脸庞,他温存地说:“好吧,我们想想白夜的事情,想想那夜在黑龙江边会不会赶上渔汛。”
  “说不定你会遇见一头异常俏丽的母鹿呢!”我笑出了声。
遭遇漂流队

  我和马孔多住进西林吉北陲饭店的时间是六月二十日凌晨一时。本来我们是在十九日午夜十一时下车的,由于车站离城里很远,加之没有接站车,所以只好踏着星光徒步进城。临近夏至,高纬度夜晚的天空十分迷人,干净明澈得能看清白云那优雅的暗影。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也放开大步在路上匆忙走着。我们经过一座白石桥的时候,马孔多伏在栏杆上呕吐不止。我明白那是凶杀案带给他的生理反应。他呕吐完,站在桥头点起一支烟。大草甸子尽头的山看上去是幽蓝色的,风将马孔多的头发吹得格外浪漫,我偎在他身边,说:“忘不掉秋棠?”马孔多将烟熄了,示意该上路了。
  北睡饭店马蹄形的空场上停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汽车,可以想见来这里看白夜的人有很多。一楼服务台趴着一个穿红衣裳的值班小姐,大概是不胜倦意,我们的到来并未惊动她。我乘机征求马孔多的意见,我们是住在一起呢,还是分开?马孔多耸耸肩膀,表示无所谓。我叫醒了服务员,包了二楼一间套房。服务员无精打采地将收据、出入证递给我的时候,懒洋洋地附加了一句:“你真幸运,这是最后一间套房了。”
  “是吗?”我说,“那可不只是我的幸运,还有我朋友的。”
  “你不是一个人住一套房吗?”服务员警惕起来。
  “不,我还有个朋友。”
  “既然如此,你得出示你朋友的身份证。”服务员从服务台站了起来。
  马孔多饶有兴味地看着我和服务员交涉。我想到了一个严重问题,马孔多并未持身份证,而且即使有,我们也不能同居一室。我们离婚了,同居是非法的。我对服务员说:“都是来看白夜的,不要这么严格嘛。”
  服务员满面困惑地盯着我:“可是你的那位朋友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
  我欣喜若狂!又一个无视马孔多存在的人!我连忙说:“我的确只身一人,刚才只不过同你开个玩笑。西林吉的风水真不坏,让人心情开朗。请别介意我的鲁莽。” 我故作潇洒地表演着,最后在给马孔多打手势上楼的时候又堆满假笑恭维那位服务员:“你可真漂亮,很像山口百惠。”
  服务员投桃报李地说:“早饭七点到七点半。”
  套房还算货真价实。客厅里有拐角沙发、聚酯漆黑色写字台、电视机、台灯和电风扇。卧室有两张床,地毯有些脏,卫生间却很整洁。通往卧室的门是拱门,有一道白色屏风,有点园林式建筑的味道,与房间的整体布局有些矛盾,看上去不伦不类的,但也无伤大雅。马孔多对着各处探头探脑侦察了半晌,才将两只胶鞋脱下来甩在墙角,一偏身上了靠窗的床,拉过被子蒙头大睡。我知趣地关了灯,躺在另一张床上。马孔多将呼噜打得抑扬顿挫。窗帘半掩着,能很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景色。天已经转蓝了,蓝色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就将破晓。黎明这个字眼使我有头晕目眩的感觉,我趁机进入梦乡。
  一觉醒来已是七时整,马孔多不在,他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白天与夜晚相比完全是另一番世界了。阳光明亮得让人怀疑全世界都在黑暗中,惟有这里光芒万丈。我想马孔多一定是外出散步了,他喜欢独来独往,讨厌任何形式的约束。记得新婚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后发现他皱着眉头坐在床头吸烟,问他为什么不开心,他说:“两个人结婚就是终日厮守在一起,想想多么可怕!”他说得如此真诚,让人难以动怒。事实证明,婚后几年的时光马孔多大多在外生活,我能从多种渠道获知有关他的桃色新闻,他自己也毫不隐讳。这种荒唐日子终于维持不下去了,我们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离了婚,马孔多又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人。许多朋友对此给了他两点总结:“马孔多一生最热衷的两项事业是:考古和女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 “考古能告诉我人类该如何生存,而女人则是我活下去的勇气。”
  抛开马孔多不说吧。我洗脸,梳妆打扮,打开窗子透透新鲜空气,泡杯浓茶。这时门被推开了,马孔多悄悄进来。他与昨夜判若两人,面色红润,眉目舒展,神采勃发,看来秋棠的阴影已经彻底从他心底消失了。他像匹不经世事的快乐小马一样颠到我面前,亲了我的面颊,然后指指他的肚子,示意该吃点什么了。
  “散步去了?”我问。
  “这里真好,离大自然如此近,空气难以想象的好!”马孔多嗫了一下嘴。
  “还没到北极村呢。”我说,“明天晚上在黑龙江畔会让你一生都难以忘怀。”
  我们来到人声鼎沸的餐厅。餐桌陈旧不洁,苍蝇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旅客手中端着的碗油腻腻的,有的碗还毫无廉耻地豁着边,与楼上套房的舒服可人相比,这里简直有点下流的味道。
  马孔多的情绪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使我略觉欣慰。我们要了两碗大米粥,半斤花卷,两碟咸菜,坐在桌前对付那忍耐性极差的胃。正吃着,忽见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引着一行人高马大的人走进餐厅,他们都穿着鲜艳的红色真空背心,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我从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西旸。西旸悠闲地走在其中,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头发剃得光光的。他正毫无目的地打量就餐的人,他很快发现了我,走过来和我打招呼。西旸是我和马孔多的共同朋友,也在哈尔滨工作,是一家研究所的研究员,离我单位很近,以往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聊天。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没有见面了。
  西旸问:“你也来了?”
  我说:“和马孔多一起来看白夜。”
  西旸笑了:“马孔多也会来看白夜?他人呢?”
  西旸也看不见马孔多,真让我不知所措、困惑重重,马孔多难道有隐形术?我却能清楚地看见他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花卷,最后把残粥一气喝干,丢下我旁若无人地不跟西旸打声招呼,大摇大摆地出去了。
  “马孔多!”我对他的背影说。
  西旸说:“没关系,对马孔多我还不了解吗?”他问,“你们什么时候住进来的?”(西旸不承认看到了马孔多,但他使用的称谓却默许了他的存在。)
  “今天凌晨。”我说,“你看上去真帅,也来看白夜?”
  西旸摇摇头说:“是漂黑龙江。过了白夜就下水。你没看见我的几个伙伴吗?他们都是漂流队的成员。”
  “他们看上去也很帅。”我说,“半年多没见你,原来你在忙这件事。”
  “为了黑漂,去北京跑批文,又去四川订做橡皮艇,所幸一路绿灯。”西旸说, “饭后咱们再聊,我住二六二号房间。”
  看来首漂黑龙江对当地政府惊动很大,西旸他们在小餐厅就餐,而且有当地人陪同。我告别西旸,匆匆回到房间。马孔多正在看电视,“早间新闻”强调产品质量的重要性,播音员那种冷若冰霜、纯粹职业性的表情和声音让人心里发凉。我气冲冲地质问马孔多:“你怎么不跟西旸打招呼?”
  “他并没有和我说话的欲望,我用不着委曲求全。”马孔多心烦意乱地变换了一个频道,一片雪花点闪闪烁烁地跳跃着,他嫌恶地咔的一声关掉了电视机。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说,“连条私人船都不敢搭乘的胆小鬼,你知道吗?西旸要去漂黑龙江,那才是男人做的事。”
  马孔多忽然大笑起来,笑得额头青筋毕露。后来他克制住笑声,绷着脸说: “你的意思是说男人都得去战场送死或者去探险,否则就是胆小鬼?真该让个粗野的男人把你给强奸了,你会说那才是男人该干的事!”
  我将高跟鞋脱下来甩向马孔多:“无耻!”
  “我知道,接下去你还会用‘流氓、下流坯’一类的词,所以我得出去散步了。这里的街道多么整洁,真让人流连忘返。午饭别等我,代我问西旸好。”马孔多冲我打个飞吻,轻轻关上门。马孔多与我争吵之后向来都以逃之夭夭来寻求和解。等着瞧吧,他散步回来后肯定若无其事了。你若在他走后还生他的气,那才是天底下最愚蠢的女人。何况天气这么好,西旸又来了,他那伙朋友如此与众不同,为什么不找他们去聊天呢?
  我喝完一杯茶,敲响了西旸的门。西旸打开门,一股香烟的味道热情奔放地向我袭来。屋子里堆满了物品,西旸说那是漂流用的东西:帐篷、橡皮船、鸭绒被、防寒服、压缩饼干、食盐、药品、救生衣、摄影摄像器材等等。对于漂流我一无所知,但与西旸的异地遭遇却使我兴奋不已。西旸喜欢吸烟,有一个美丽而富于个性的妻子和一个不太省心的儿子。据说他与妻子生活多年并未持结婚证,属于事实婚姻,他这种似是而非的婚姻令人羡慕不已。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真是惬意极了。“大家都玩命地挣钱、炒股票了,你怎么突发浪漫主义情怀去漂黑龙江呢?”
  “有人不是预言,我是这个时代最后一名理想主义分子么!”西旸乐了,他一乐就露出了少年相,全然不似四十出头的人。
  “看你们浩浩荡荡的一大列,真够气派的。”
  “你可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西旸一手掐着烟,一手摸着光头在地上走了好几个来回,突然大骂起来了,“他妈的现在资金还没全部到位!”
  “那你不是领着一伙人去喝西北风吗?”
  这时有人敲门,一个高大年轻的小伙子进来告诉西旸,县委有人召见他,说是研究漂流有关事宜。西旸摊开手对我下逐客令,“我要去交涉要两辆卡车,把物品全部运到源头,当然,还有其它乱七八糟的事。一会儿我去看你,你住几号?”
  我告诉了他房号,然后回到房间看电视。一部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正在重播,令我情绪低落,忍不住关掉它,去窗前看景。一些人在饭店的空地上悠闲地踱步,两个年轻人在打羽毛球,一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冒冒失失地斜冲过来,将一个大腹便便的老头吓得左右躲闪个不休。天空真是晴朗极了,没有丝毫阴霾,这种晴朗让人对白夜的到来充满了无穷的信心。我开始回忆和马孔多曾有过的好时光,婚前的理解、狂热和信任,但思绪很快又转到婚后无休无止的争吵上。为了女人而争吵,真是要命。
  有人敲门,是西旸。
  “一切都谈妥了?”我问。
  西旸微微点点头,在沙发上坐下来,点起一支烟,我连忙为他沏了杯茶。
  “有件事我想请马孔多帮忙。”西旸说。
  “他能为你们做些什么?”我很吃惊。
  “我们这次漂流,有一个摄制组跟随,沿途采风,民俗礼仪、地理风貌等等,想请他客串个节目主持人。马孔多历史知识丰富,谈吐不俗,他胜任得了。”西旸弹烟灰的动作很优雅。
  “这事你最好亲自跟他讲,马孔多这人你又不是不了解。”我说。
  “还是你跟他说比较合适。他不漂全程,到了黑河就可以让他回返。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你和马孔多的旅行该结束了。”西旸很严肃地看了我一眼,他那郑重其事的样子令我陌生极了,“你本打算和马孔多继续旅行下去?”
  “我只是想陪他来看白夜。离婚那天他曾对我说,咱们最后一同去旅行一次,去漠河看白夜吧。我当时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次他有机会来找我,我就带他出来了。”
  “是这样。”西旸起身告辞,“明天我们一同乘车去北极村,白夜之后你就独自返哈尔滨吧,马孔多将和我们一同漂流。”
  “试试看吧。”我说。
  “一定能成的。”西旸鼓励道。
  马孔多回来时已近黄昏。事实上漠河夏至前后是没有黄昏的。晚上六点多钟天仍然很亮,太阳悬在空中,没有坠落的意思。马孔多满身植物气息,好像刚从丛林中钻出来的野人一样。他手中还拿着把紫白红黄的野花,他鞠着躬,故意拉长声调将花献到我面前:“小姐,我是多么爱你,请答应我的求婚。无论贫穷富有,我们都将厮守在一起……”
  我捧腹大笑,马孔多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记仇,会取悦女人。他说这一天他在外面吃了两顿饭,全都是水饺,很香。他还说山上有一片白桦林,许多树由于冬天大雪的压伏而弯了腰,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个白色的拱门,许多飞禽就从中飞来审去。趁着他情绪高涨,我和盘托出了西旸的计划。在他皱眉的那一瞬间我不失时机地点拨:
  “马孔多,你可不要因小失大。你只漂到黑河,又在电视上露了脸,将来你比现在会更有名气,许多出水芙蓉的女子也会任你花前月下的。”我充分发挥自己在攻击马孔多上的超常智慧,“你们可以随处宿营,围着黄火吃烤鱼、烤野鸭或山鸡,也许入夜在帐篷里还能听见熊的脚步声。当然,最重要的,你们要经过一个古战场,会看见长有七个脚趾的少数民族与异族抗争的遗址,你也许会发现箭矢、盾牌、破烂的号角等古物的。我肯定,你将大有收获。”
  马孔多嘟起嘴,这是他心有所动的一贯表情。他思谋了半晌,突然举起了右臂。当然,这是他赞同某项事情的举止,他同意了!
  我递给他一杯茶,自己拿起西旸喝剩的半杯:“来,为伟大的马孔多干杯,为了漂流的成功干杯!”
  马孔多一饮而尽,咂咂嘴,说要找西旸聊聊去。我将他送到西旸门口,他有些羞涩地站在那儿,一言不发。西旸木讷地问我:“马孔多还没回来?”
  “他不正在你眼前嘛!西旸你可真好眼神!”我兴高采烈地推了马孔多一把, “你不是要找西旸聊聊吗?你们要一起漂黑龙江了,好好商量商量一些细节。我走了,你们谈吧。”
  西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马孔多,好久不见,请进。”西旸做出一个礼让的动作,可那时马孔多已经溜进室内,西旸的彬彬有礼看上去有点虚伪和滑稽。
  晚饭后漠河县委在北陲饭店和文化宫之间的空地上举行了迎白夜露天舞会。站在二楼可以清楚地看到楼下的情景。乐队正在起劲地演奏一首节奏明快的快四步舞曲,十几对男女快速旋转着,但大多数人都在围观。我看见马孔多鬼鬼祟祟地在人群中串来串去。有一刻他还踮着脚尖朝乐队拉小提琴的姑娘张望,样子像个企鹅。马孔多的矮小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舞会一直到二十一点还没有结束的迹象,蚊子倒是三五成群地飞来,我不得不抹了些避蚊油,然后准备下楼身临其境地感受一番。刚走到饭店门口,恰好碰上西旸,我便问:“刚才你和马孔多谈得怎样?”
  “还好。”西旸说,“他非常高兴能加入漂流队。我也一样高兴。只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漂流是件危险的活动,在排除诸多浪漫的成分外,死亡的因素还是存在的。”
  “死亡?”我说,“别想得那么可怕!”
  “必须这样设想。”西旸划着火柴,用掌心护住,点起一支烟。微风把邻近的两棵松树身上的松脂气吹下来了,清香得很。天空是深蓝色的,白夜前夕的漠河清纯明丽,远山那幽幽的暗影又似一缕不经意的哀伤挂在天空的珠帘下。哦,死亡,不!
  那一夜我和马孔多睡在一张床上。在那样的夜晚拉上窗帘是最愚蠢的举动,所以我们把窗帘全部卷至墙角。明亮的玻璃窗把明亮的夜晚推到房间,使房间充满了本不应有的光明。白夜仿佛提前降临了。我们幻想着渔汛、出其不意闪现在大庭广众面前的母鹿以及动人的黄火。我们相互抚摸,感受着肌肤之间的喁喁私语,想象着时光再流逝几十年后,我们都将成为两具不知身在何方的僵尸,一切的怨气和不解也就涣然冰释于温存的拥抱之中了。借着滚滚而来的仵逆黑夜的银白色光芒,我们重温了世上男女本应有的欢乐,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男女之间的和平,淡淡的永恒的和平。对时光残酷的设想和出人意料的温存使我们流下了眼泪。我们终于在分别后首次达到了一种伤感的和谐。我倒在马孔多怀里,沉沉睡去。
永别的白夜

  六月二十一日对于地球是一个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太阳将它金色的触角几乎全部移到北半球,在这一天,生活在高纬度村庄的人们将彻彻底底感受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彻头彻尾光明的世界中。我和马孔多早晨醒来后有些怅然若失,我们迅速从床上分开,各自用衣服装扮起来,然后出现在公众面前。早餐一如昨日,豁着边的油腻腻的碗以老朋友的身份出现在面前,我们象征性地吃了一些。饭后,天有些阴,西旸到房间来通知午后三时动身。问他为什么那么晚,他说上午恐怕有雨。
  “马孔多,你还有什么要问西旸的吗?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我说。
  西旸顺着我的目光去看马孔多,他对着我目光所及的地方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你只需跟着走就是了。”
  马孔多吐吐舌头。西旸告辞了。
  西旸预料得不错,上午九点一刻,天落了雨。马孔多赤脚坐在沙发上抹避蚊油,我则百无聊赖地摆弄手电筒的电池,装上卸下,卸下又装上。
  马孔多忽然轻声对我“哎——”了一声,他很少叫我的名字,在他的生活中,我就是被千呼万唤的哎。
  “昨夜如果使你有了孩子,我会非常难过的。”他说。
  原来他为此闷闷不乐!我说:“绝对不会!”
  马孔多的眼睛又充满了神采,那种忐忑不安的表情取而代之以镇定自若的神态, “我只是不想给这世界留下我的血液。”
  “是孩子。”我说。
  雨下了一个多小时就住了,天豁然亮堂了。雨后的白云缥缈地点缀着蓝色的天空,不远处的山苍翠欲滴。许多车辆在午后潮湿的空气中朝北极村出发。西旸带领漂流队的小伙子们往卡车上装东西。西旸他们已退了房间,他们在北极村尽享白夜后将直接驱车到黑龙江源头,所以北极村之夜将是我与马孔多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对于别离我已习以为常,但马孔多这次离去却使我惆怅。我把属于他的东西一一打点好,又将自己行囊中的手电筒、望远镜、蜡封的火柴、香烟、避蚊油等统统给了他。我也退了房,希望归来后直接赶到车站,不想独自再嗅到北陲饭店里与马孔多同居的房间的气息了。
  午后三时我们分乘两辆卡车出发了。西旸让我和他坐在一起,而马孔多则在另一辆车上,反正我和马孔多也没更多的话可说了。卡车司机打开录音机,西旸递了一盘很有情调的钢琴曲磁带,行云流水的音乐很快把我的心与车窗外的景色相融在一起。西旸突然指着外面一片经历一九八七年大火的过火林说,看见了吗?那些没有被采伐的火烧木已经返青了。那是一片至少有半个世纪生长期的落叶松,尽管它们的树干仍然掩不住大火所留下的苍黑色疤痕,但它们的枝枝桠桠却抽出了耀目的新绿。高纬度植物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五年之久的表面死寂状态被烧不死的根给催发出了蓬勃生气。这些侥幸存活下来未被伐掉的树木证明我们已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火灾之后,舆论界大谈特谈官僚主义对经济建设的严重危害时,似乎没有人去关心那些已经被火烧过的树木该怎么办。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专家考察团奔赴大兴安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火烧木已经毫无再生的可能了,于是一场抢运火烧木的战役在大兴安岭打响了。整整三年时间,那些被宣判了死刑的树木永远离开了大兴安岭这片丰饶的土地,它们被截断,一车皮一车皮地尸体般地被运往他乡。没想到几年后的今天,那些所剩无几的过火林却带着辛辣的微笑孤傲地复苏了。我对西旸说,从塔河到西林吉的火车上,听到两个老大兴安岭人发过这种牢骚了,他们说当地有一个林业专家曾及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高寒禁区的林木根系茂盛、深扎泥土之下,具有永冻层,根是不会被烧死的,只要根不死,几年春雨的滋润和林地上丰富的腐殖质会促使树木复苏。然而他的意见由于势单力薄而寡不敌众,没有人科学地采纳他的意见。真理在这种时刻被上帝放逐天涯海角了。
  司机加大油门参与了我们的谈话,他是个粗人,他的话加了不少的脏词:“妈拉个X的,这帮书呆子也不向老百姓调查调查!有经验的老林业工人都预言过火木有返青的机会,可没有人信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是大老粗。我们抢运火烧木的时候,几个离了休的老林业工人就聚在一起喝老酒,喝多了就哭,说干了一辈子没给子孙后代留下几棵树,他们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我儿子十岁了,我不能让他在这儿呆一辈子。有山没林的,跟寡妇守孤灯一样,有什么前途呢!走啰!”
  卡车把我们载入劫后余生的森林中,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不敢去看那满眼的绿。那种牺牲了其它的绿而独立于世的绿木,每一棵都可以成为一座纪念碑。历史的错误就在于它永远没有挽回的余地,如同一场失败的婚姻,一局走向穷途末路的残棋,说什么也回天乏术了!
  我垂下头,无言的悲哀使我觉得钢琴是乐器中最令人寒冷的声音。
  卡车走了四十分钟,到达老沟金矿,也称胭脂沟。我曾读过宋小濂的《北徼纪游》,粗略知道李金镛创办金矿的情形。当年晚菘青青、瓜壶满架、矿丁往来的情景不复存在了。我们看到了一艘废弃已久的采金船,看上去斑驳不堪,备受岁月侵蚀。黄金的采掘使老沟一带到处都是低缓的坚硬的沙丘。据史料记载这里曾有俄妓日妓出入于常年不见女人的矿丁的屋中。谁都能想象得出这苦寒之地矿丁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和西旸沿着金沟走了一刻,然后又回到卡车上。返青的火烧木和废弃的金矿都使我减少了看白夜的兴趣。我甚至觉得千里迢迢和马孔多一同看白夜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
  傍晚五点二十分卡车在经过了一大片挺秀的樟子松林后,疲惫不堪地驶进北极村。车停在防火检查站门口,那是间涂着黄粉的房子,周围是兴旺的灌木丛。草和野花的气息扑鼻而来,鸟的叫声也依稀可闻。一个穿白色制服的交警招呼司机下来进行车辆登记。司机登记完上来说:“我们是第三百零一辆。这么小的村子已经有两万人了,你们看,县委把交警都调到村里来了。”
  我们按预先安排好的那样先到北极村林场食堂吃饭。席间听负责接待的当地朋友说,北极村的所有旅店都已客满,许多老百姓家也住了人。个体饭店一拨拨地接待人,青菜水果价骤然飞涨。一些摊贩随之在街角和江边支起了摊子,卖煎饼、馄饨、茶鸡蛋、玉米面发糕、咸鱼等等。我插话问他江边都有什么活动?他兴奋地涨红了脸说:“江边拉了好几串彩灯,县委派来了乐队,柈子早几天前就运到了,晚上点起簧人尽兴跳舞吧。”他那种作为主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而我对彩灯的出现则深恶痛绝,温馨的白夜中彩灯那多变的光芒将大煞风景。
  饭后是晚上七时许,太阳还明晃晃地悬在天上。西旸和当地老百姓去田野里认野菜,他怕中途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搁浅以备不测。漂流队的另外几名成员围在一起打桥牌。我和马孔多沿着小路朝村子走去。北极村在夏至前后已不是一个沉寂的村子了,异乡人的影子到处可见,当地老百姓有的在田间劳作,有的在屋子中忙家务,还有的在街头巷尾兜售东西,尽管如此,本地人也显得寥寥无几。我们经过了气象站和敬老院,气象站的白房子沐浴着不死的天光,光彩照人。敬老院那用蓝栅栏围起的院子里有一些老人在散步,他们当中有的是当年在胭脂沟采金的老矿丁,如今都驼了背,老眼昏花,行动迟缓。他们享受白夜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我和马孔多不由自主地走进敬老院,和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攀谈起来。他很厉害的驼背与他眼睛中那不屈的光芒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拄着拐杖,没有一丝头发,白色的胡须微微拂动,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我大声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是山东人,闯关东来的。又问他为什么孤身一人,他顿了顿拐杖说:“老伴死了,俩孩子一个淹死了,一个嫁到南方去了。”
  “那你怎么不跟闺女到南方去?南方水土好,养人哪。”我说。
  “南方老下雨,我不去那儿,天又热。漠河这个地方我呆服了。”他用极富挑战性的目光望着我,“南方人没力气,因为他们老出汗,北方人冬天烤炉子,烤出了一身的力气。”说着,还跷了跷并不利索的腿,暗示他很有力气。他口齿清楚,牙还没有全落尽,只是耳朵有些背了。他问我们打哪儿来,我说哈尔滨。老人的眼里迸发出狡黠的光彩:“一九三八年我路过哈尔滨(他将“尔”念成“拉”),道外有个桃花巷,有名的妓院都在那儿。城中心有卖大列巴的,跟锅盖那么大。”他试图做个手势,但失败了。“松花江水那个混浆浆的呀,简直没法跟黑龙江水比,现在哈尔滨还那样吗?”
  “除了没有妓院外,大面包还有,松花江水也是混浆浆的。”我说。
  “哼,妓院没明的,还没有暗的吗?这东西可封不住。”老人顿了顿拐杖,问我们在这里要住几天。马孔多告诉他我们是来看白夜的,之后他要到黑龙江源头进行漂流考察。老人兴致勃勃地问;“是放排吗?”
  “坐橡皮船。”马孔多说。
  “那你们可得小心,黑龙江看着平,实际上险段也不少。到呼玛那一段有个黑龙口,黑龙就卧在水底,水流急,漩涡大,以前还吞没过大船呢。”他又问,“你媳妇也跟着去?”
  马孔多笑着摇摇头。
  老人吐了口痰赞同说:“这就对了,别让女人跟着上船。”
  马孔多冲我扮个鬼脸。
  老人又说:“我怎么看你看不太清,看你媳妇却看得清清楚楚?你闪来闪去的,走了魂似的,漂流要小心啊。”
  马孔多吓得白了脸,我也陡然恐惧起来。老人不像其他人那样对马孔多视而不见,可他却看不清楚马孔多,能看清我,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你怕死吗?你活了这么大年纪了。”马孔多问。
  老人笑了,“这还用问吗?能活这么大岁数,就是怕死啊!要是不怕死,我早就不活了!”他咳嗽了一声,“一想到人要死,我就哆嗦,等死的日子可真不好过。”
  我们又随老人到他居室里聊起来。屋子不大,里面对称放着两张床,床单很整洁。东西两面墙上各贴着两张杨柳青年画,一个是童子抱鱼,另一个也是童子抱鱼,只不过鱼摆尾的方向不同,画面大同小异。老人指着他对面的床说:“这个老弟比我小六岁,爱吃爱喝,爱吹牛,讲故事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现在去哪儿了?”我问。
  老人一捋胡须沉吟笑道:“他迷上了烂杏,到烂杏那儿陪她说笑去了。”
  “烂杏是谁?”我大惑不解。
  “烂杏就是烂杏,是这院里的一个老妹子,六十八了,笑起来还嘎嘎的,年轻时没少风流呢。”老人说着,将床头一口紫色木箱打开,从中取出几样陈年旧物。其中有一方红色玛瑙石,透明若水,艳似残阳,老人说是五十年前在洛古河那儿捡到的。还有一条油渍遍布的猪皮带,又宽又长,扣眼已经烂了,老人说那是他女人当年亲手缝制的。马孔多用手抚了抚皮带,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开始向老人询问当年采金的情况,俄妓好还是日妓好?这时天色转暗,是九点多钟的时候了,太阳下山,微微的白光透进屋子,柔和的光影印在白墙上。我示意马孔多该去江边,西旸他们也许等急了,马孔多这才依依不舍地告辞。
  我们加入了络绎不绝走向江边的人流。有闲狗擦着人的裤脚跑来跑去,听得见江边传来鼓乐的声音。
  站在北极村的土岗上,可以望见狂欢白夜的情景。沙滩上拢着十几堆髯火,橘黄色的火焰分外娇艳。沙滩上空果然扯了一片五颜六色的彩灯,乐队在敞篷汽车上高高地奏着响亮的乐曲,一些人拥做一团跳舞,而更多的人是站在外围观舞。观舞人数的剧增使围内跳舞者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最后他们就像蜜蜂一样抱成一团,分不清对数。沙滩旁边那条平静的江就是黑龙江。江面上没有月影,没有船和鸟,那般的和平,我甚至都听不到江水流动的声音。我和马孔多来到沙滩上。人简直太多了,出售旅游纪念章的棚子灯火通明,白色的棚顶使它看上去像是一座灵棚,充满了祭奠的气息。另外一座灯火通明的棚子是出售“白夜节首日封”的,棚子门前也涌动着叠叠的人。我俩有些失落地贴着江边走了一刻,后来在一簇黄火旁碰见了西旸。西旸建议我们去跳个舞,他的手中握着一个啤酒瓶。我提醒他到呼玛境内的黑龙口要格外小心,因为敬老院的一个老人说那是个缠人的漩子口。西旸点头称是。
  我和马孔多打算找一处清静的地方,就朝岸边的灌木丛走去。繁杂的叶片当胸擦过,簌簌地响。脚下的草柔软湿润,我们朝深处走去。这时马孔多忽然扽了一下我的手,指着前方让我看,结果我见到了两个人赤膊接吻的情景。他们那种如饥似渴的样子肯定要有更深一步的接触。我们只好知趣地退出来,穿过热闹非凡的人群,沿着江一直向北走,直走得满眼是自然的景色,不见了彩灯,不见了人影,也听不到聒噪的音乐为止。我和马孔多坐在沙滩上。我说,要有一堆簧火就好了。马孔多连忙点起一支烟,将红色的烟头对准我:“这也算簧火吧。”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柔和。
  那才是真正享受白夜的地方,多年来我和马孔多一直梦想这个时刻的出现。对岸俄罗斯的山峦黑魆魆的,山顶上的星星却光彩夺目。是十点钟的光景了,亮带仍然显眼地横贯天际,虽然没有极光出现,但白夜的味道越来越醉了。没有了黑夜,脚下那蜿蜒曲折的路也就没有隐遁的可能性了。沿着这样的路走下去,可以望见高大的木刻楞房屋、幽深的水井、广阔的菜园、四散的猪舍和悬挂于屋檐下的辣椒、大蒜、鱼干。有的人家的木樟子上搭着充满江水气息的鱼网,那银白色的网眼里还夹杂着碧绿的水草。哦,白夜照临每一家窗棂,每一寸和平的土地。我和马孔多拥抱在一起,是那种并不狂热的挚爱的拥抱。就在这个极其动人的时刻,我忽然提出了一个可笑的问题:“你携一年轻女子去土拉故了?”
  马孔多有气无力地放开我,垂下头,哀衷地看了我一眼,“那个小人又给你来信了?我不明白他追求女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我又不是第一次去士拉故,他接待我们又是如此热情。他应该明白,你不接受他,并不是由于我的问题。”马孔多看上去有点垂头丧气,“在扫人兴上你是始终不渝的。”他点起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抖抖袖子站起来朝高岗走去。我独自坐在那里,看着马孔多缥缈的身影,那形单影只的样子令我想起站在汨罗江边的屈原,这个不祥的联想很快使我陷入无底的黑暗。午夜时分天黑了,马孔多的影子不见了,这是北极村白夜中最真实的一幕,它要以一小时的黑暗为代价,来展览一场更为娇娆的日出。我设想着马孔多在黑龙江漂流的情景,没有女人的旅程会使他郁郁寡欢。这时马孔多忽然回到我身边,他用唇吻了吻我的耳垂,说:“咱们在此分手吧,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她将和我远行。”
  我没有说什么,但泪水却流向面颊。
  “不想知道她是谁吗?我真应该告诉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她。我刚走上高岗,就看见了秋棠,她说她一路找我找得好苦。”
  “她不是已经死了吗?哦,马孔多,别吓唬我!”我扑向他的怀抱,可他的怀已不再温暖。
  “我从不吓唬我爱过的女人。”马孔多紧紧地拥抱我一下,“你现在就去西旸那里吧,明天就不要送我了。”
  马孔多转身走上高岗,我拭干泪朝狂欢的人群走去。簧火微明,鼓乐散乱,已经疲倦的人坐在沙滩上期待极光的出现。我找到西旸,告诉他我要连夜回西林吉。西旸一惊,问:“你不送马孔多了?”
  “他又带了一个叫秋棠的女人。”我说,“明明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他却说她活着,真让我害怕。”
  “死人活在活人中,这是不足为奇的事,所以不必害怕。”西旸说,“凌晨一时有一辆县委的小车要返回去,我跟他们打一声招呼,你搭他们的车吧。明天上午我们将赶到源头恩和哈达,有关漂流的一些活动我会写信给你的。”
  “请别和马孔多计较,他胃不好,别让他喝生水。”
  西旸点点头。
  我和西旸走上高岗,北极村尽在眼前了。曙色微明,那些高大的木刻楞房屋看上去十分朴素和宁静,我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沙滩上拥着如此多的人,而村子里却很安静。我忽然明白,我们都是朝拜日光的圣徒,千里迢迢,为的只是更长久地感受一次阳光的照拂。我们真的就如此缺乏光明吗?假如我们真的生活在黑暗中的话。
命案的结局和呼玛沉船

  六月二十二日午夜十一时火车到达塔河站,我几乎不假思索就下了车。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月台上奶白色的灯裹在雨雾中,朦胧极了。出站者把站台覆了雨的水泥地面踩得噗噗直响验票员在飞蛾扑绕的昏暗灯下对着我的票查看了半晌,然后提示我:“你的票是到加格达奇的,这里是塔河。”
  我说:“我就想在塔河下车。”
  我出了站,站前广场上停着各种型号的接站车,司机大开着车灯,雨中的车灯恰似一轮轮蒸腾的月亮。我走下水泥台阶,步上另一条比较宽敞的道路。路灯一副活得很累的样子,虚弱苍白,一些熟悉的建筑出现在面前。走到十字街口的时候,行人几乎不见了,风吹雨打,暗夜行路,真有点探险的味道。我信心百倍地沿着向东的路一直走下去,不久就在路的尽头看到了墨一般乱泼着的杨树林和林畔喧嚣的呼玛河水,我的意识中蓦然闪出一点亮色。我沿着堤坝走向城北那片零乱的居民区。道路泥泞不堪,我不时掉进水洼里,没了脚踝。没有一个行人,除了我、雨、搅和着泥水的路面,就是那些陈尸般的房屋了。走着,走着,我看见了一幢有着高高门楼的房子,那长长的院子和大门外摞起的样子和板方材,蓦然使我觉得家的存在。我熟练地找到门铃的位置,摁响它,三两分钟的等待后,屋子里的灯那么灿烂地亮了,它把整个雨夜都照得感动了,一股暖流通遍全身,屋门被打开,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谁呀?”
  “是我。”我泪流满面。
  母亲惊叫了一声我的乳名,连忙出来开大门。我穿过整洁的院子进了屋子。母亲嗔怪我为什么不事先打个电报,这么远一个人从车站走来会有危险的。接着她拿出干爽衣服让我换上。姐姐一家人全都被扰醒了,小外甥睡眼惺忪地赤着脚跳下地,扯着我的衣角说:“姨买糖。”
  母亲问:“这次回来能住几天?”
  我说:“我是去漠河回来路过这儿。我去看白夜了。”
  “是吗?”母亲喜出望外地问,“你姥好吗?”
  “我没见到她。”我说,“到北极村已经是半夜了,车只停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撒谎的时候忆起了北极村的外祖母,她就住在黑龙江畔一座高大的木刻楞房子里,而那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回到我身边了,我曾在永安住过十五年,后来我祖父和父亲被葬在那里后我们就搬到了塔河。
  “一次多么不可思议的旅行。”我对自己说。
  我在那个温馨的雨夜中睡得很踏实。第二天早晨起床,屋外阳光灿烂,菜园一片青翠,母亲正在给柿子秧打杈。她对我说,最近出了两桩横事,一个出在呼玛,一个出在塔河。母亲说呼玛一艘私人运煤的船才走出呼玛没多久,就被黑龙口吞没了,这是继一九六七、一九八一年以来的又一次沉船。船无影无踪,人的尸首也捞不上来。
  我问是不是到古莲河煤矿运煤的船?船主的妹妹在江边开了家饭店?
  母亲怪异地看了我一眼:“你已经知道了?船主的妹妹真的是开饭店的,听说她天天站在岸边哭,神色不大对了。”母亲叹息了一声。
  看来马孔多拒绝上船是有道理的。
  母亲接着又说塔河发生的一桩凶杀案:“站前广场荣兴清真饭馆的老板娘秋棠让人给杀了。身上挨了十七刀。除了在炉膛里找到一把已烧得不成样子的匕首外,再也没有其它线索了;死者的男人天天到公安局去哭,要他们尽快找到凶手。唉,这种对女人痴心的男人真是少见了。”母亲将打下的柿子杈扔到院外。
  我问:“秋棠下葬了吗?”
  母亲说:“解剖完就下葬了。”
  我说:“难道没人怀疑秋棠的男人是凶手吗?”
  母亲大惊失色道:“不要乱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下得了手吗?再说秋棠死后,那男人总是哭,不想过日子的架势。店也要给卖了,人家都看上了那地段,但又嫌出了杀人案,犯忌讳,一时还难出手。”
  “不久他会和一个裁缝结婚的。”我说。
  没人会相信一个精神漫游者发自肺腑的证词的。没有。我返回屋,坐在矮板凳上喝一碗金黄色的小米粥,粥的颜色和味道都是上乘,很对我的胃口。喝完粥,我穿上胶鞋到菜园中帮母亲给柿子秧打杈,那被打下的秧杈流出的又浓又绿的汁水,弄了我满手。
又两封关怀来信

  七月三日凌晨五时我回到了哈尔滨。公共汽车才启动不久,里面空得很,我拣了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些老人在街心花园练气功、舞剑、扭大秧歌,小商贩把卖早点的摊子支满了街角。油条、大饼、豆腐脑、绿豆粥、锅烙、豆浆,是这个城市早点的统治者。来自近郊做生意的农民背着新鲜蔬菜沿着林荫道朝农贸市场走去,虽然是早晨,空气凉爽得很,可他们已是汗流使背了。汽车沿着奋斗路有条不紊地行驶,沿街的铺子大半还没开张,花花绿绿的牌匾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儿童乐园早市那儿聚了黑压压一带人。马家沟石桥上出劳务的农工密密地排成行,等待雇主的挑选。又是一个平常的庸碌的城市中的日子。我在图书馆下了车,走向自己遥在八楼的小小居室。毕竟那是自己的屋子,虽然打开屋门灰尘累累,但见到了那些熟悉的物件仍然十分亲切。我打水擦地,吸地毯上的灰,将脏了的窗帘换去,又把那套银灰色的家具擦得一尘不染,然后才心安理得地上床歇息。我望着白色的天棚,想起了马孔多,想起了漂流队,我已隐隐觉得这次与马孔多不同寻常的旅行意味着他与我的永诀。我下楼打开那像骨灰匣一样的信箱,从中取出两封信。一封是西旸的,一封是那个住在鸡屁股底下的中年男人来的。
  西旸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相信你已经回到了哈尔滨,茅塞顿开了。我的本意是想把马孔多的灵魂从你身上引开,所以可以毫不犹豫地预言那个做鬼也风流的马孔多已经死了。他以最恰当的方式死了,这肯定是现实的结局。但愿我这样说没有伤害你。
  昨天我们在金山一带闯入绝户网,所幸没有遇难,也许是马孔多灵魂的庇护吧。
  别为自己此次怪异的行为感到恐惧,你只要想想那是人的行为,就是正常的了。所以不必去看医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与真正的灵魂结伴出游的机会的,要相信自己。当我在黑龙江上漂流,一连几个小时不见人烟,被青山、白云、江水和鸟鸣所团团围住时,我才明白,生命是如此渺茫,又如此充满希望。如果你已经确证了马孔多的死讯,请代我给他焚几张纸。
                  西旸
           我打开了另一封信:
  
  我想首先应该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马孔多离开土拉故后,已于六月十五日晚上七时许在由喀什去西藏的公路上死去了。那是一场罕见的车祸,一共死了五十七人,其中有三十六个男人,马孔多是其中之一。他北京的单位已经派人来处理了他的善后问题。
  我想人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承受各种苦难的。你从未来过土拉故,这里的天空和空气都对你非常有好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盼望你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相信马孔多能给予你的,我也都能给予,甚至更好。
  我期待着,不是你的信,而是你的敲门声。
             XXX
  放下两封信,我开始回忆六月十五日黄昏,当马孔多殁于多灾多难的新藏公路上时,我在干什么?毫无疑问,那时我正看电视,那个风度翩翩的男主持人站在熊熊炉火旁,我凝视炉火的那一瞬间看见了悄然而进的马孔多。他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产生了与他去看白夜的想法,于是六月十六日我买好了车票,事情的过程就是如此简单。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册中学时代用旧了的以蓝色为基调的地图册,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的过早结束而黯然神伤。地图中那个频频出现的广阔蓝色,该是人死后去的地方吧。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